我不记得我第一次醉酒在什么时候，一九四五年前有一段时间我拒绝饮酒。他们庆祝胜利的时候把我也叫到酒会上，孤立主义者在“他们的”胜利面前只能露出合适的微笑。我以那副焦虑的微笑面对着桌子上摇摇欲坠的香槟塔，面对着不知名女郎(我可能见过她们，但一定不记得她们的名字)的点头致意，观察着他们每个人脸上因为饮酒无度所造成的血丝，还有被酒精和咖啡因冲昏头脑时露出的狂喜笑容。
我听见有人议论那些孤立主义者——我在他们之间穿行。他们的声音，碎片似地扎在我蹒跚的脚步节奏上，形成一段破碎而混沌的音节。我听不见每个人的名字，还有那些刻意靠上异国口音的地名——艾森豪……卡萨布兰卡，纽伦堡审判前甚至还有应和着斯拉夫人浑浊甜腻鼻腔里涌出的那些赞美莫斯科的干瘪语句。
我的何小姐的背影被对着我，我看见她松垮上衣的轮廓在关上灯只开着电视机的房间里显得有一层光晕，她的呼吸在我面前那些东倒西歪的膨化食品和啤酒释放的气体间摆动。我不想和她说我在思考战争。我们看着对我来说充满特殊亚洲风情的电影，在这个时候我们只会谈论爱情。我们不说爱这个字，在和平时期，只有在它快要被遗忘时人们才会提起它。我几乎忘记了我从哪里来到这里，置身澳门。我跟她说，低语噎在喉头。她够我手里的薯片，额头撞到我的下巴，吃痛地轻轻捶了我一下。费拉德——费拉德尔弗亚。她的发音并不标准，但我就来自她的语音节奏中，来自她说的那个地方。是我的，在这一刻也是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