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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航道 | 茨维塔耶娃:寒风摧垮那已成灰烬的炽烈(一)

恶魔的呼啸,天使的沉默:





本文最重要的资料来源是《走向绝对》。此书过去已经介绍过,在此不再详述。另外,今天是女生节,明天是妇女节,这两个节日都是在不同时代中,受不同程度的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维激化的产物。尽管这两个节在现在看来,并不能体现真正的女性主义价值,往往流于泛娱乐化,然而,毕竟是两个伸张女权的节日,所以在此依旧祝愿所有女性能够在社会上争取到应有的地位,并且建立一种生活于这种应有地位之中的思维。当然各位说不定很快就能在社会地位上反超男性——如果通过人体皮肤组织细胞可以培育精子的话,男权建立的核心元素之一,所谓的“生育遗传第一性”,恐怕就会成为一个笑话了。只求各位女性同胞到时候不要太嫌弃我们男性就好,毕竟我们也还是有些用处的。



因为最近在电脑面前坐太久,头有些疼,所以今天更新的内容稍微减了一点,还希望大家能够谅解——不过话说回来,字数变少的话反而有助于阅读吧。另外,在公众号中能够专门为其作一篇推送的人物都是笔者个人十分推崇的人物,所以非常推荐各位去看一看这些人的作品。











上面已经提到了,今天是所谓的女生节,明天又是妇女节,所以,我原本是准备重启酷儿理论的相关专题的,结果因为家中整修原因,资料缺失了很大一部分,于是就准备找位女权主义或者女性主义者作为写作对象。考虑的人有很多,例如已经写过的苏珊·桑塔格,一个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但是却受到她不小影响的西蒙娜·波伏娃。后来的考虑范围渐渐又外扩了一圈,扩展到女性哲学家,包括一个让我一直不堪回首的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以后会找个机会介绍一下她为什么之于我是“不堪回首”的),一个我个人比较喜欢但是却不怎么受其影响的西蒙娜·薇依,还有那位或许是本公众号出现频率最高的学者汉娜·阿伦特,但到了决定开始写的时候,我的全部注意力,终究还是落到了茨维塔耶娃身上。





茨维塔耶娃或许是本公众号最喜欢提到的诗人了,之前已经有两篇文章大幅度提到了茨维塔耶娃。一篇是提到了其悲剧性的死亡,而另一篇则阐述了王尔德、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三人所体现的美与物的美好而热烈的关联。而这一篇文章,将把两者结合到一起,告诉各位读者茨维塔耶娃是如何在其积极且热烈的灵魂燃烧之中,走向不可逆转的堕落和死亡的





从这个核心论点即可看出,这是个既非最适合用于阐述“女权”或者“女性主义”的主题,也非具备所谓正能量的主题。当然,必须指出茨维塔耶娃显然很难加入女权叙事之中——她难以作为一个依附于男权最后毁灭了自身的“反例”,也无法被人们用“女权斗士”去概括她的一生。而当笔者准备启动这个写作的时候,也最终放弃了对茨维塔耶娃进行这种标准化的定位,而是希望各位能够感受到这位诗人的热情与纯真,并随着文章的发展逐步毁掉这种纯真,最终毁掉其生命。在这种毁灭的过程中,我们会揭示那些我们可以称之为邪恶的东西,当然,这些邪恶在那个时代的那些当下,有个名为社会现实的特定称谓。揭露这些现实,或许远比树立一种关于诗人的美丽形象更为重要,因为我们非常需要了解这样的美丽是如何被“社会现实”所荼毒了的,更需要意识到,这一荼毒绝不仅仅发生在一个人物身上,只是因为亲爱的玛琳娜·伊万诺夫娜对于生活诠释得过于纯粹,才让悲剧性变得那么明显。她本可以继续生活的,如果这个社会待她再温柔一点点,或者她自己再能活得苟且一点点,当然,人们可以说“这是这个人民寄生虫自作自受!那么多人比她还要困难,还不是挺过来了”,没错,她的确自作自受,是自己把自己送入了坟墓,但在一个公义的、进步中的社会,这种困难本来是完全没可能发生的。“我们不能用一个人在生活上的无能,去作为一个社会为什么可以不给予无能者以庇护的道德依靠。社会不是淘汰弱者的地方,社会是人类用来让生活变得更美好的地方,而这种变化,绝不该仅限于‘某些能人的生活’”。










我们不必从茨维塔耶娃的早年去挖掘养成她那些个性的因素,让我们直接从高潮部分开始:她与里尔克的那段短暂但热烈的笔谈。茨维塔耶娃与里尔克的这次接触,我称之为“历史上为数不多地将具有才华的女性和男性联系在一起时,女性和男性无任何一方处于依附性地位的平等交流”。这段维持了相当短时间的关系是那么炽热,那么以至于连茨维塔耶娃那波折的爱情,或者她与帕斯捷尔纳克那持久到暧昧的友谊都不能与之相比。





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迷恋,和如今那些最疯狂的追星族并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反观作为偶像的里尔克,也十分依恋于自己这个崇拜者。帕斯捷尔纳克为了给处境艰难的茨维塔耶娃带去一些安慰所引荐的这个作家,将茨维塔耶娃推向了她步入成年之后最欢快的一个时期。她太喜欢里尔克了,她对里尔克的评价是“简单地说,过去和将来,一切时代最伟大的诗人”,“我可以把他简单地称为大写的诗人。不:是诗”。到了这种程度,几乎都不能算是无脑的膜拜了,而是一种超越迎合的、渴望融入到其存在本身的炽烈情感。在通常情况下,这种情感会发展为与肉体关系紧密结合的爱情,似乎只有让赤裸的肉身纠缠在一起,让彼此在生命的意义与生活的意义上完全融合,才能让这种痴迷最终完结。然而,在这段关系,或者说人们热衷于提到的,“茨维塔耶娃,里尔克与帕斯捷尔纳克复杂的三角关系”中,即便对于帕斯捷尔纳克,因为交流的持久,茨维塔耶娃对其都有一些关于孕育生命的渴望,这是她表达感情的一种方式,她认为两人之间孕育一个结晶,是对两人关系最好的表露。然而,与里尔克的交流是那样的短暂,保持的距离又是如此的恰到好处,使得那种寂寞不会转变为靠近,崇拜不会变成无尽的爱恋。两人调情吗?当然,但是那些仅仅关于文字上的拥抱,是彼此释放情感的一种方式。而在互相的歌颂与爱慕之外,里尔克和茨维塔耶娃并没有也无意让对方成为生活的一员。在两人之间,爱慕本身变成了一种纯粹的、不假修饰的情绪,其唯一功效,便是安抚两人的灵魂










里尔克与茨维塔耶娃的年龄差,或许与上图中这对父女差不多大,然而这并不妨碍茨维塔耶娃能在里尔克生命的最后一刻闯入其生活,并成为晚年的里尔克“情绪的安抚”。问题在于,在这段奇妙的关系中,受益者似乎仅有一人,那便是在两人正式书信往来数月后即告去世的里尔克。茨维塔耶娃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为她发现了里尔克创的最大特点——里尔克是个“废人”。这里所说的废人,正是大众语境,尤其是草根语境最喜欢使用在诗人、作家、科学家、艺术家等在这些语境看来“抽象地生活”的那种意义:生活上的彻底无能。茨维塔耶娃发现,里尔克这位伟大的创作者,是那么执着地将创作与生活割裂。他根本不屑于生活,对于他而言,生活中的衣食住行自幼解决之道,家庭与亲人的关爱比起他步入那使日晷上留有印记的存在,是相当微不足道的。茨维塔耶娃非常不能理解这种生活,尽管她依旧全心全意地热爱着里尔克,对其创作佩服得五体投地,然而,她拒绝向里尔克一样让生活异变为某种可有可无的累赘。她坚信自己也可以接近里尔克所追求的那种审美境界,而她却完全可以通过走一条与里尔克完全不同的道路到达这一领域。然而,我们知道,她最终失败了。她不仅失去了她热爱的生活,也并没有在其最后一刻通过自杀捍卫了太多自己的价值理念。仅仅值得庆幸的是,茨维塔耶娃的诗歌还留下了一部分,尽管很大一部分已经因为那个将她迫害致死的帝国恐怖而寒冷的氛围而化为灰尘。





帕斯捷尔纳克曾经多次隐晦地劝阻过茨维塔耶娃,劝她千万不要回国。尤其是在1931年那次历史性的会面——两人通信十三年后第一次正式见面——他在一个到处都是苏联人和法共人士的回廊上告诉她说:“琳娜,别回俄罗斯,那里太冷,到处都刮穿堂风。”茨维塔耶娃一定是没有明白其中的深意的,深知契卡-格别乌厉害的帕斯捷尔纳克从来不敢向茨维塔耶娃透露过多的关于苏联内部的信息,但他一直都在想尽办法暗示茨维塔耶娃不要回国。可是,茨维塔耶娃则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冷淡所恼怒,对她而言,走廊的谈话可不算什么会面。她真的是想拥抱这个她一定曾经深爱过的男人吗?我不知道,就算茨维塔耶娃真的有类似于“只有让他抚摸自己才能让他和自己保持关系”的想法,我也无意指责其“从属性”,虽然那是事实,但是,至少那是向来不怎么善于与人交际的她表达情感的方式。只是说,因为她那伟大的热情,她错过了一次避开灾祸的机会。那灾祸会毁了她的灵魂,可她竟然对此毫无察觉










我一直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和埃夫伦离婚,是她这辈子犯的最大的错误。当然,她爱埃夫伦,埃夫伦也爱她,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一方面,她也爱着许多人,埃夫伦除却在生儿育女这个问题上有着特殊地位以外,并没有占据多大分量。另一方面,因为埃夫伦,次女伊莲娜在苏联内战中活活饿死,茨维塔耶娃被迫四处寻找加入了白军的丈夫。好不容易颠簸到了巴黎,埃夫伦却又成为了苏联间谍,并最终不得不以这个复杂而错位的身份回到苏联,直面莫斯科那位不可一世的君王。如果将茨维塔耶娃诗人的身份抛却,很多人会认为她是个不守妇道的女人,至少我有一位女性朋友便直言不讳地将她成为“依赖别人的婊()子”。然而,我却认为,即便埃夫伦真的是占理的那一方,像他这样把家庭拖入不幸深渊的做法,倒是比茨维塔耶娃对于爱情的渴望(至少茨维塔耶娃从来没有在肉体事实上背叛过埃夫伦)来得糟糕得多,那埃夫伦既然无法让这个家庭变得更幸福,又凭什么用爱情和家庭束缚茨维塔耶娃呢?我知道这只是我很自私的想法,因为这一想法连茨维塔耶娃也不会同意——在她最后那段绝望的岁月里,她一直渴望贝利亚甚至斯大林开恩,放过她那无辜的丈夫。她真的是个愚蠢的人










埃夫伦对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矛盾的二元性综合体她以生活与家庭的存在爱着埃夫伦,却又将他置于自己灵魂生活一个比较疏远的位置对他有着冷淡而炽烈的爱与责任感。非常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这种矛盾性也正是从前文提到过的,她那“以一种与里尔克完全相反的生存模式追寻终极的‘诗歌’”所引发的。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某种天真观念指导下的必然。人们常常说,诗人们的生活往往不,这不是指那些颇受欢迎的桂冠诗人或者那些纯粹附庸风雅的所谓“诗人”,而是指像正冈子规、杜甫、雪莱、海子这类在创作上受到赞誉,却在生活上陷入困顿的诗人。然而,诗人的不幸不是因为职业本身充满不幸,诗歌创作也可以获得颇为丰硕的收入,只是说,一部分有着“诗人”之自觉的人物,为了追寻某种创作的理念,为了实现某种瑰丽的想象,会故意或者被迫牺牲生活,以期找到令自己满意的状态和思绪。这些出色的诗人追求着某种纯粹的状态,期待一种能够为世界带去美好价值的完美表达,为此,这些人不惜牺牲在别人看来生活的终极目标——快乐的生活状态——而达成自己的目的。





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茨维塔耶娃是属于被迫牺牲生活且自身始终毫无意识的。显然,没有什么家务能力的她不可能是一个出色的母亲,但她的儿女依然能感受到母亲的可爱之处。在两姐弟眼中,这个母亲像个天真的小姑娘,有时关怀两人到了无微不至的地步,而又有些时候显得那么任性。可以说,茨维塔耶娃一直在以自己的方式生活着,尽管在外人看来,她的生活与里尔克这些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都是典型的诗人的生活,但是,她自己却觉得已经给予了那些她所爱的人和爱着她的人足够真切的关心——事实上她真的也做到了,只是这一切并没有那么物质和现实。而且,当她那略微有些悬浮于空中,像古老时钟声音一样微弱且不够现实的爱遇上苏联那凛凛寒风之时,一切便顺理成章地变得更加诡异。在那样一个拒绝拥抱她的世界里,她连帕斯捷尔纳克也看不到,为什么还要与她奢谈什么生活的质量呢










茨维塔耶娃拒绝让诗歌宗教化,因此,她选择塑造诗歌的俄耳甫斯神话——这种神话并不将诗歌视为某种不可超越的至高存在,不让诗歌的灵魂与热度脱离生活。这一选择让她不至于成为里尔克式的诗人,那种为诗歌牺牲生活的诗人。她所设想的诗歌神话并非东正教或者说基督教式的,不是某种绝对性的高高在上,而是奥林波斯诸神般的亲切。茨维塔耶娃并不将艺术尤其是诗歌作为唯一神圣之物视之,在她看来,艺术与别的神圣事物一样平等,而它们都是某种根本性的纯粹从属和附庸。她构建了一种大和谐,这种和谐让艺术之内的地位区分,艺术与它(神圣)物的表达之别,变成了一种在纯粹平面上进行增减以维持平衡的力量。换句话说,在茨维塔耶娃的世界中,诗歌不是一种绝对真理,而“绝对真理”也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的确有那样的东西,但那样的东西是需要从各种神圣之物的力量平衡中领悟的,也即是说,生活和诗歌一样神圣,而且均是通往最神圣事业的钥匙





这样的理念使得茨维塔耶娃非常排斥利用“真理和圣洁”在诗歌上作道德文章,她认为这样的行为是在破坏诗歌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对于像她这样的人,让艺术屈服于道德权威或政治力量是不可想象的,而她最后不仅能够看见这样一个不可想象的场景,还被迫为了这个场景而献上了自己的生命。我们曾经,甚至连现在都还认为将意识形态融入到艺术的观念表达中是一件正确而富有意义的事情,而即便在那些已经淡化了意识形态色彩的社会中,依旧有很多人愿意用艺术表达某种即时的政治或道德诉求。这些人似乎是从茨维塔耶娃的死亡中获得了某种经验教训,使得其需要反其道而行之,却反倒破坏了艺术的表达形式,让永恒退居到一瞬的身后。这在我看来,甚至比茨维塔耶娃的死亡还要糟糕。













里尔克曾经说过,为了完成自身的使命,艺术家应该像圣于连这个麻风病人的主保圣人一样与世上其余的人相处。我觉得里尔克是完全没做到这一点的,而茨维塔耶娃至少有着准备这么做的心态。里尔克真正做到的是将世上所有人都视为自己永不能接触到的人,而茨维塔耶娃所做到的则是对于人们发出不分善恶的纯粹热情。我认为《走向绝对》中对于诗人“不分善恶”的观点指出得很好:这个群体首先只能为“真”服务。艺术当然能够描绘善恶,但是这种描绘是对善恶本身在外显露的反应,而不是艺术自主地对善与恶的评判。而大多数艺术形式可以通过描绘的堆砌去表达某种善恶理念,尤其是小说,它因为其浩大的篇幅,完全可以把作者本身的看法表现的淋漓尽致。唯有中短篇诗歌,绝对做不到这一点,它仅仅作为情绪表现的载体,做为某种隽永的、凝刻的艺术表现形式。而在艺术表现的问题上,茨维塔耶娃又是怎么做的,这样的行为最终如何造成了她可怕的悲剧,又为我们留下了怎么样的财富,让我们下期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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